中国经济学家漏算三大成本引发不良后果

中国经济学家漏算三大成本引发不良后果

07-04-24

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学家在为国家决策提供咨询的过程中漏算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民健康受损的三大成本,引起了一连串的不良社会反应,不仅导致延续了数千年的中华文明陷入了空前的物质基础危机,还加剧了资源紧张、环境恶化,健康医疗成本无着落、官民关系畸形、媒体可信度降低等诸多社会不和谐因素,后果十分严重,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由于中国经济学家的三大项成本漏算,国家建设预算中总显示GDP在平稳增长,而实际上被隐藏了成本就年复一年一笔笔地累积留给后代,直到发现不治理就活不下去为止;而到想治理时花费往往超出预想,(如淮河污染治理10多年600亿打了水漂),部分是低估了对自然的伤害程度,部分是高估了技术的力量,更可怕的是那些吞噬公共开支的腐败黑洞!

在没有民主政治制度制约的60年中,腐败早已不可救药地扩散了,以至近年来出现了中南海政令不通,老百姓束手无策的艰难困境,使危机达到空前的程度.

漏算成本导致法律漏洞,又进一步加大了管理漏洞;粉饰成瘾的媒体掩盖了问题的严重性;缺少环保组织和法律的工具使人民陷于麻木和无力;没有专职的民意代表使政府的错误无法及时纠正;没有法定的反对党,谁来每天为人民监督执政党的工作并清除其腐败因素?

没有民选专制议员制定好的法律指导政府和监督政府的运行,没有民办媒体作人民的耳目和喉舌,没有法定反对党替人民奔走呼号反应民情,面对环境日益恶化,人民只得大眼蹬小眼束手无策.没有现代民主政治制度来动员全体民众的参与和监督,就不会有健康的详和生活.

没有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做基础,一切希望都只是幻想,呼吁只是空喊,当官的总是振振有词,负责干部总是在着“怒斥”别人,检察机构是越来越多,计划只是"画饼充饥",花钱总是“打水漂”,媒体总是粉饰和吹嘘,“人民代表”总在沉默,专家总会出来“打圆场”,统计数字谁也无法核实,媒体主调总是"安定祥和天天有,日子越来越红火",最后,先受害再卖单还是老百姓. 可以预见的是:在制度落后而千疮百孔的社会中,天灾与人祸的袭击就会越来越频繁和剧烈.

读者读到这里不禁要问:这些不都是落后的政治制度带来的问题吗?或者,也许这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应该解决的问题?按世界通用的经济学来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家有什么责任?

在产权界定得很清楚的现代化民主法治国家里,经济活动引发的环境问题是通过由受害者或环保社团向环境破坏者提出诉讼和索赔来解决,现代文明社会的多种制度协同对经济活动主体造成的环境负面作用形成了制约的机制;但是中国的土地河流都是国家或集体所有,政府不受人民的控制;因此在实际上,当开发生产活动对环境、生态和人民健康造成了伤害时,目前的制度和法律都无助于对施害者提出法律的追究和索赔; 而各地政府的公共政策是否明智也由于缺少透明的信息和对立的辩论而常常使官民各方有隔物看花之感;于是,此时经济学家就有责任对来自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加以修正,以使这三大成本能如实地反映在对经济活动的描述中,以供政府决策和人民监督时参考.

在目前我们这个以经济发展为万事之首要的国家里,知识界的经济学家们享有最多的话语权;既然引进了西方的经济学来为决策提供咨询和解释,那么在经济运行的法律和政治条件发生了变化时,就应该研究清楚当缺少民主政治制度时在环境、生态和健康问题上会发生什么经济学意义的偏差.这样, 大家就可以对于政府的政策有无偏差一目了然了.

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总爱跟风跑?上一次中国经济学家集体出错是在50年代-70年代,否定市场经济原理,配合毛泽东在斯大林式的经济实践中逐渐抛弃自由经济因素,而对这些因素的根源和作用,早在2000年前伟大的司马迁就深刻阐述过,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人之趋利，若水之就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

愚蠢的毛泽东异想天开地要否定人性逆人性而动甚至改造人性,缩减最基本人权,推行国有制计划经济,在20年的乌托邦狂热试验中把中国经济推到了濒于崩溃的边缘,对中华文明的精神和物质基础造成了毁灭性的损害,贻祸至今.

在那个黑暗的时期,除了少数几位经济学家坚持了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其余的都在空前的文化浩劫中全军覆没.改革后的今天, 经济学家们又在过时的社会制度下硬套市场经济理论,在三大成本问题上采取驼鸟态度,加速了中国环境和健康状况的恶化,经济学家自甘沦落为御用经济学的投机态度再次让人们对经济的未来感到不寒而栗.

生态自杀的歧途由道德的迷失而始

经济发展走上生态自杀的歧途,是从一件件对环境和健康伤害的具体事例开始逐渐累积起来的;对少数人利益的忽略扩展到了对全体的威胁,使大家都一步步陷入污流滚滚浊气弥漫秩序混乱道德败坏的可悲处境;一路走来,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负面的力量在起作用:制度的落后与荒谬,思想的软弱与误用,社会功能的缺失与紊乱,...但究其根源可能在于“正心”的不足. [孔子:“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1949年以后宗教在中国衰落的必然结果.

道德是件来自人民的奇妙事物,(政府的)强力可以破坏它但对它的生长也往往无能为力,我们都看到了"学雷锋"等运动的例子.毛泽东治下的20多年黑暗时期把中国的传统道德体系几乎彻底摧毁了,使经济和文化都陷于混乱和趋于崩溃.

善恶之辨的道德比环境和生态更捉摸不定而难以量化记入指数,但它确实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每一件事情,决定着每一个国家的命运,如苏联及东欧集团,米洛舍维奇的南斯拉夫,萨达姆的伊拉克,…中国媒体很少报道的是:独裁制度的失败实际是源于其道德上的失败,在于它的伦理基础不能得到人民的认可, 人民或者消极地拒绝与恶和黑暗势力合作,或者积极地为实现正义而与之战斗.

国家的未来命运取决于人民道德的进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