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22日星期六

陶达士:BBC马英九总统专访的观感

BBC马英九总统专访的观感

陶达士 2010-06-16 [纵览中国]

6月2日,BBC中文部就马英九总统就职两周年进行了这次专访,BBC网站事先还征集了网友的问题,反响热烈.其中很多人的提问之一是:"国民党是否愿意回大陆与执政党展开和平竞争".我5月23日留言的提问更具体:"请问马英九总统,是否可以提议与中共携手在大陆某一城市,如厦门,实行民主政治改革的试验,实行在[中华民国宪法]下的多党竞争制度?让大陆人民直接学习台湾民主的成功经验。"

为什么我要提这样一个问题?这是源于我多年来对台湾的观察和思考:

1,

民主政治制度经受了数百年来全球各民族的实验和选择,已经被证明是适合于各种文化背景的不同民族,而且是唯一通向繁荣和谐的治国之道.民主国家的数量已经从1800年的3个,到1900年的13个,增加到今天的130多个.

经过100多年的艰苦努力,国民党终于使台湾在华人地区率先成功跨入了现代民主政治的文明社会---多党竞争,依人民的选票而和平转移政权,初步达到了100年前孙中山树立的"主权在民"的民主大业的目标.

随之而来的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取得了骄人成绩:

2009年台湾人均GDP16392美元,排世界第39名.(IMF2010年4月)

瑞士洛桑的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全球(58个国家)评估,台湾表现排第8名(去年是23名),政府的效率是全球第6名,企业是全球第3名.

正如在这次专访中马英九所说的:"我们证明在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土地上,可以实施民主制度,这点我觉得是台湾对我们华人社会很大的贡献, 而且我也希望我们的实施很成功,不是只有一个很空泛的选举而已,还能真正的贯彻法治、人权跟自由的保障,"

2,

马英九说的很好:民主不只是选举这一件事.选举为人民提供了表达意见和选择的机会,间接地参与了各级公共决策,而经过辩论和协商形成的公共政策(包括法律)有了广泛的民意基础,执行时会得到人民的积极响应和监督.而不是现在大陆所看到的怪现象:立法时是闭门造车,施行时是漏洞百出,比如:2006年就开始实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对毒奶粉的产生和蔓延没有起丝毫的阻止作用,事后也没人出面据此法律追究有关部门(农业部)的责任.之后,2009又制定实施了[食品安全法],照例阻止不了每年全国300万吨的地沟油返回老百姓的餐桌.

世界各国的民主制度显示,它的多种设置共同运作---民选议员,民选各级行政长官,反对党的竞争,民间社团活跃,媒体民办,司法独立,学术自由,民意调查频繁,...形成了公共信息核实的高效机制,所有的问题都要公开透明地进行辩论,由此真相可以尽快得以大白于天下,马上通过人事和立法的调整,该换的就换,该改的就改,该补的就补,该赔的就赔,最终做到取信于民.

通过几年来台湾资讯的流入,人们渐渐地亲眼看到了,巨大的权力腐蚀作用是怎样迅速的摧毁了陈水扁,而民主制度又是怎样快速动员了人民在反对党的带领下把腐败分子送进了监狱,一切是那样的透明而令人信服.

同文同种的台湾,为大陆学习民主制度提供了莫大的方便;

比如,要研究三权分立的立法这一项,就可以打开台湾[立法院国会图书馆]的网站,看到丰富的资料.大陆老百在电视上最常见的立法委员邱毅,他在任期内的活动从中可以得一清二楚,由此,议员代表人民监督政府,人民随时可以观察到议员的作为,也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他反映情况提出建议.

3,

马英九总统的高曝光率使他成为中国人最熟悉的政治家,特别他的坦诚而儒雅的态度,对各种问题的透彻理解和流畅表达,可以迅速赢得人们的亲近感和信任感.习惯了从CCTV上看到那些满口官话套话似乎是在云里雾里飘行的"领导"的大陆观众无不惊奇地发现:原来政治家也可以这样讲大家听得懂也听得进的话!

不管你是否同意马英九总统的观点,但你会感到他是在和你平等地对话,准备回答任何批评;4月25日马英九总统与反对党的主席蔡英文女士就有关两岸经济协议进行了一场两个半小时的电视辩论,蔡英文代表人民向台湾的最高行政官员对这一公共政策提出了严厉的质问,而马英九总统一一认真地予以答复;通过这样毫不留情的追问,通过严守公平规则又完全公开报道的辩论,手握选票的人民对政府政策背后的思路和相关信息都可以一目了然;由于这已经是目前民进党所凝聚的最强的反对声音了,从中,执政党想必也会收益不浅,而人民也可以对政策的风险比较放心了.

而这正是1989年5-6月北京民主运动中的学生所希望得到的那种对话,而不是颟顸政府用坦克和子弹的野蛮答复.

那么,在专制制度的保护下,躲过了人民选票筛选,躲过了反对党的不懈追击,躲过了民选议员的无情的质询,躲过了民办媒体的持续曝光,躲过了独立司法的严峻判决,大陆官员正在变成了什么呢?请看今年2月份大陆媒体的一则惊人报道:

河北省石家庄共青团市委原副书记王亚丽创造了的专制制度下腐败官员飞黄腾达的最新奇迹:她三次修改出生日期,身份、姓名、年龄和履历均为造假,不仅官至团市委副书记,而且还成了石家庄市政协常委中的最“年轻”的常委,最后,冒充别人女儿,勾结市工商局长篡改企业档案非法侵占他人亿万遗产,而被受害者揭发。

呵,一个政府官员连身份都可以是假的,在这样的制度下,人民还能指望什么呢?

从1960年代饿死4000万人的大跃进,到今天3000万儿童遭受毒奶粉"影响"的GDP神话,都暴露了缺少公开辩论的专制制度的致命死穴---官员谎言在发霉,在腐烂,在散发毒素,在伤害由于被剥夺了最基本政治权利而束手无策的人民.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陆网民在加入追寻真相的伟大运动,它打破了60年来官方垄断媒体,垄断出版和教育的荒谬局面,也第一次形成了真正的不可抗拒的民意;历史的潮流以空前的力量汹涌而来,正在冲击着专制制度那古老而腐朽的根基.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看出了,引进台湾的成功民主经验,是未来中国唯一的必然出路.

民主制度被全世界的多数国家和台湾人民都试验成功了,下一步顺理成章的是,在大陆引进一片试验田,当然是在福建或厦门最方便了,所以我提的建议就是如此.

就算是对我的回答,马英九总统在此次专访中说:"到底这个制度在大陆上大家看法怎么样,是不是到了可以实施的阶段呢,这当然要由大陆的人民来决定。"

就看大陆人民是否也认为值得一试呢?一旦人民形成了共识后,执政党怎么会拒不考虑呢?毕竟,试验和创新是一个民族成长的必由之路。

《参考消息》删改了弗朗西斯•福山的文章原意

《参考消息》删改了弗朗西斯·福山的文章原意

陶达士 [博讯] 2011年1月22日

弗朗西斯·福山以《历史的终结》而闻名于世,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世界各国发展的共同终点.

但是1月19日《参考消息》报刊登了福山的一篇文章《美国民主没什么可教给中国的》,被删节后加上三个小标题"中国政治体制优点明显","中国不可能转向西方民主","美国模式越来越思想僵化".这显然和作者一贯的思想自相矛盾.

人们一直在领教着中国被垄断的出版业和媒体的卑鄙手段,只是这一次比较拙劣露骨而已.因为篡改著名思想家的观点太容易被人们识破了.

"中国政治体制优点明显"?实际上作者只是说:"中国政府的质量高于俄罗斯、伊朗等独裁政权"

"中国不可能转向西方民主"?实际上作者在描述了中共的作法和意图后评论说:"我对这一做法能否奏效表示怀疑";也就是说作者一贯的对于民主制度必然性的结论没有改变.

同样,作者也没有说"美国模式越来越思想僵化",他说的是:美国体制"意识形态刚硬不曲";而大家都知道美国诞生于民主的理想,发展壮大于民主的不断追求和完善,被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民所认同和学习,其意识形态当然也是越来越是"刚硬不曲".,在言论高度自由的美国,对于全社会而言的"思想僵化"是最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参考消息》删去弗朗西斯·福山这篇文章里如下重要观点:

1 "中国政府则可以让上百万人搬离三峡库区,而几乎无需提供任何补偿 ".---这是说政府的蛮横无理.

2 "许多农民和工人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获益甚少,还有些人正遭受残酷地剥削。"---这是说人民遭受着不公平不公正.

3 "有朝一日,在遭遇严重经济衰退、或更加腐败无能的领导人时,中国体制脆弱的合法性就可能受到公开挑战。"---这是对这种不公正局面的未来的预测.

以下转载1月19日被《参考消息》删改的弗朗西斯·福山的文章,在[括号]中蓝色的字是被删除了的原文.原文来自ET中文网.

[美国民主没什么可教给中国的]

2011-1-19 《参考消息》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月17日 (作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

21世纪头10年,人们对不同政治经济模式的看法发生了巨大逆转。10年前,在网络泡沫破灭前夕,美国占优势。美国的民主被广泛效仿,即便不是始终受到喜爱;美国的技术风行世界;稍加调整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被视为未来的潮流。但美国的道德资本在很短时间内消耗殆尽:伊拉克战争,以及军事侵略与民主推广之间的密切联系给民主抹了黑,而华尔街金融危机则打破了市场自我调节的理念。

相比之下,中国发展顺利。本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罕见地对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眼下,许多中国人认为,安然渡过金融危机是中国证明自己的体制合理的一个机会,也是美国式自由理念不再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的开始。国有企业重新吃香,北京选择通过国有企业来落实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许多中国人一度对美国的所有东西推崇备至,如今对美国的看法却更加细致透彻、更具批判性——一些人甚至接近于蔑视。如此一来,有民调显示认为自己的国家走在正确道路上的中国人要比美国人多得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什么是中国模式?许多观察人士随意地把中国与俄罗斯、伊朗和新加坡一起列为“独裁资本主义”。但是,中国模式与众不同,其独特的治理模式很难描述,更不用说效仿了,这也正是中国模式无法输出的原因所在。

中国政治体制优点明显

中国的政治体制最重要的优点就是能够迅速做出众多复杂的决定,而且决策的结果还不错,至少在经济政策方面如此。这一点在基础设施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中国投资建设机场、大坝、高速铁路、水电系统,以满足工业不断发展的需要。拿印度和中国作比较,印度是一个实行法治的民主国家,普通百姓可以反对政府的计划,因此,每项新的投资都会受到工会、游说团体、农民联合会和法院的阻碍;而中国政府则可以让上百万人搬离三峡库区。[而几乎无需提供任何补偿。]

中国政府的质量高于俄罗斯、伊朗等独裁政权(人们经常把中国与它们归为一类),这是因为中国政府觉得自己对人民负有某种责任。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不受民主选举的限制。但是,中国官员在压制民众批评的同时,的确努力了解[应译为:掌握to stay on top of]民众的不满,并就此做出反应,改变自己的政策。他们最关注的是城市中产阶级和创造就业的大型企业,但当民众对低层级党员干部腐败无能的重大案件表示愤慨时,他们也会做出反应。

中国政府常常对其所认为的民意反应过度,原因正如一名在北京的外交官所言,没有像选举或自由媒体那样的制度化办法来判断。比如去年,在中国渔船船长被扣押事件上,中国没有明智地与日本协商解决问题,而是使冲突逐步升级——似乎预计到该事件将引发民众反日情绪。

中国不可能转向西方民主

美国人长期以来一直希望中国在变得越来越富裕的同时向民主转变,而且希望是在中国强大到构成战略和政治威胁之前如此。但这似乎不大可能。中国政府知道如何满足中国精英阶层和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利益。[知道如何利用他们对民粹主义的恐惧。]这正是为何真正的多党民主很少得到支持的原因所在。精英阶层担心泰国民主中出现的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在泰国,一位平民主义总理的当选导致其支持者与权势集团之间发生暴力冲突。

中国近来变得越来越不平等。[这对一个仍自称走共产主义路线的国家来说颇具讽刺性。许多农民和工人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获益甚少,还有些人正遭受残酷地剥削。]贪污腐败无处不在,加剧了现有的不平等现状。在地方层面,政府与开发商勾结,从农民手中夺走土地的现象比比皆是,导致每年出现数千起社会抗议活动(经常是暴力抗议活动)来发泄被压抑的愤怒情绪。

中国共产党似乎认为,它可以通过领导层更加积极地对民众施加的压力做出反应来解决不平等问题。中国在过去两千年取得的巨大历史成就是创建一个高质量的中央集权政府,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比大多数独裁国家要好得多。如今,中国正把社会支出向被忽视的内陆地区转移,促进消费,避免出现社会爆炸。[我对这一做法能否奏效表示怀疑:对任何一个自上而下的问责体制而言,监控和回应底层发生的事件都是无法解决的问题。有效的问责只能通过自下而上的过程——也就是我们所知的民主——来实现。在我看来,这种问责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出现。但有朝一日,在遭遇严重经济衰退、或更加腐败无能的领导人时,中国体制脆弱的合法性就可能受到公开挑战。 ]

美国模式越来越思想僵化

民主的优点总是在逆境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然而,如果民主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模式占优势的话[应译为:想要胜出的话],美国人必须承认自己的错误与误解。过去10年,华盛顿的外交政策过于军事化、过于单边主义,只产生了一种不利于己的反美主义。在经济政策方面,里根主义的影响远远超过其最初所取得的成功,只带来了预算赤字、欠考虑的减税措施和不足的金融监管。

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正得到承认并解决。但美国模式存在一个远未解决的更深层次的问题。中国适应性强,能够做出艰难的决定,并有效地加以执行。美国人以宪法的制衡原则为豪,制衡原则基于不信任中央集权政府的政治文化。这种体制确保了个人自由和私营部门充满生机,但现在却变得两极分化、思想僵化[应译为:意识形态刚硬不曲ideologically rigid]。目前,美国无意解决其面临的长期财政挑战。美国民主可能拥有中国体制缺乏的与生俱来的合法性,但如果政府内部出现分裂,且无力治理国家, 那么它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什么好模式。[1989年天安门抗议期间,示威学生树立起一座以自由女神像为蓝本的塑像,来表明自己的热望。未来某天中国会不会有人做出同样的举动,取决于美国人如何解决自己目前面临的问题。]

2008年7月29日星期二

从“信息核实论”看盐碱地上的秦始皇和毛泽东

从“信息核实论”看盐碱地上的秦始皇和毛泽东

Taodax 08-07-26

土地盐碱化本来是个农业的科学技术问题;当政府介入之后就变成了农业政策问题;如果还牵扯到省级国家级的领导,还会变成政治问题;当有利用权力遮盖决策失误的情况发生时,又发展成政府的诚信问题;今天请大家和我一起追踪秦始皇修建郑国渠变盐碱地为良田,到毛泽东1958年参与错误的引黄灌溉工程使盐碱地扩大了一倍,再到2005年宁夏红寺堡生态移民区的土地盐碱化困境,让我们从”信息核实论”的观点来考察一遍这漫长历史的几个有趣的关键点.

1 君主专制的信息金字塔

公元前246 年(秦王政元年),秦王政(后来的秦始皇)采纳了韩国水利家郑国先生的建议开凿了郑国渠, 长达300余里, “可灌田四万余顷”,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条灌溉渠道,此后,历经各个王朝的建设,先后有白渠、郑白渠、丰利渠、王御使渠、广惠渠、泾惠渠,至今造益当地。有趣的是韩桓王本来派水利工程人员郑国作为间谍到秦国,游说秦国修建大型灌溉渠道,想借此耗竭秦国实力以免被吞并。当秦王嬴政发现这一阴谋时大怒,要杀郑国。郑国自我辩护说:“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汉书·沟洫志》) 秦王嬴政认为郑国说得很有道理,对他继续加以重用。十多年后全渠完工,人称郑国渠。泾水是著名的多沙河流,古代有“泾水一石,其泥数斗”的说法,据现今实测为171公斤/立方米。用泥沙淤灌盐碱地而可以得到良田,《史记·河渠书》与《汉书·沟洫志》都说:“渠就,用注填阏(淤)之水,溉舄[xì戏]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名曰郑国渠。”一钟为六石四斗,比当时黄河中游一般亩产一石半,要高许多倍,使秦国得以从经济上崛起进而统一中国。秦王嬴政智慧非凡,既能看破韩王的计谋又能充分利用人才开发国力,难怪统一中国的是他。

更重要的是,近年来科学考古发现:古代四大文明中的两个,古苏美尔-巴比伦,古印度,都毁灭于错误的农业灌溉导致的土地盐碱化;而古埃及则依靠尼罗河水定期泛滥带来的淤泥,中国则依靠黄河的泥沙屡屡采用人工淤灌的方法免于遭此生态毁灭;近来专家研究发现,“漳水渠、郑国渠、河东渠与龙首渠皆具有淤灌性质,是放淤荒碱地,以营造田地为主要目的的;六辅渠、白渠建成后,其性质有所变化,变成了浇灌农田庄稼,但仍然是引浑浇灌,即史书所谓的‘且溉且粪’,仍然应该算作淤灌的一种。”(李令福《论淤灌》06-05-17)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率性》中说: “魏之行田以百亩,邺独二百。西门豹灌以漳水,成为膏腴,则亩收一钟。”(公元前455年--前396年)类似的记载历朝历代都有很多。

直至光绪元年(1875年) 李鸿章的部下周盛传上书建议:“由南运河建闸,另辟减河,分流下注”,并能够“去碱留淤,渐成沃土”,得到李鸿章支持。马厂减河挖成后,两岸土地变盐碱地为肥沃良田,从此新农镇产的水稻,成为驰名中外的一大特产“小站米”。

中国托了黄土高原和黄河泥沙的赐福,能人的智慧加上君王的组织能力,使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得以躲过土地盐碱化之灾。

千百年来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信息核实方式是笨重的金字塔式的,皇帝高踞全国信息流的最高汇集中心,各级官僚依此递减信息的流量,老百姓是愚民政策的牺牲品,只有靠敬仰和服从各级官僚的权力来保全自己生活的平安。由于皇帝不敢完全信任官僚,设计了种种制度来进行交叉的信息核实,虽然费尽心机仍然挡不住先盛后衰改朝换代的命运。


2 毛泽东的“马克思+秦始皇”式的绝对权力,和最差的信息核实系统。

毛泽东建立了新中国,先和美国干仗再发动“镇反”“三反五反”“反右”等运动,清除了各种批评的声音,准备画一幅共产主义 “最新最美的图画”。毛泽东的政权模仿了斯大林的专政模式,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把政治权力垄断在自己一人的手中,媒体、出版、学术、教育、文艺也大都归于国家严格控制之下,把刚刚分给农民的土地又集体化,粮食实行了统购统销,工商业加紧完成了国有化,把全国几乎渐渐变成了一个大军营。自以为就要大展鸿图的他和他的战友们所不知道的是,这种计划经济切断了价格传递信息的功能,这种集体生产组织方式剥夺亿万人们劳动致富的天然动机,将在此后的20年中使中国经济渐渐趋于熄火,而为此引发的政策争论将渐渐升温,使中国陷入政治文化十年大动乱。而这一切都被经济学家F.V.哈耶克在1944年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G.奥威尔1946年在《动物农庄》一书中论证和预言到了的。而这些重要的思想成果却被毛泽东的文化封闭政策拒于国门之外。

“信息核实论”认为,人类文明的推动力之一就是人们把信息核实清楚的强烈愿望。这信息包括:科学、知识、思想、观点、法律、政策、事实和数据。

要进入工业化时代,物资流资金流人力流和信息流都空前增长,只有民主制度的国家才能适应这一客观的但是暗含的要求;西欧国家近400年来偶然地萌芽又逐渐发展起来的民主制度的10项设置(1 民选专职议员,2 獨立的司法部门,3 民选行政长官,4 法定反对黨,5 透明开放的政治程序,6 积极活跃的公民团体,7 自由的学术界,8 民办开放的媒体,9 大量的民意调查,10 中小学的公民课教育)实际上是一个多层次制度化公开辩论的体系,它有众多的论坛以公职竞选和各种荣誉为奖品,以思想竞争为看点,以信息反复交叉核实为目的;用信息滋养人民,用权利保护人民,用选票激发人民的公民责任感,使政府内部的争论变成透明的公共话题,公职人员必须随时面对人民的提问,记录在案且可以公开查阅;依靠人民的力量来时时监督政府清除腐败,依靠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来推进社会的进步,创造了一个正义占上风优胜劣汰的道德环境;因此几百年来创造了物质和精神的不断进步和巨大成就。这是“信息核实论”对历史演进规律的观察结论。重要的是,这听上去和各种吵闹着的主义似乎无关。

中国学习先进文明没有学到要点上,学不到发达国家的软件精华,自梁启超时已经开始对此有所论述,他在1897年《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一文中说:“昔同治(1856-1875年)初年,德相毕士麻克(即:德国首相卑斯麦)语人曰:‘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原,其在此乎?’呜呼,今虽不幸而言中矣,惩前毖后,亡羊补牢,有天下之责者,尚可以知所从也。”

从“信息核实论”的角度看,他的建议具体地有(仅略举一二):提倡开发民智和公开辩论,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权之与智相倚者也,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之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1898年)
“塞其耳目而使之愚,缚其手足而驱之为不肖,故一旦有事,而无一人可为用也。”(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1897年)

他论述有言论自由的辩论就会出真理:报刊“虽稍偏激而不为病,何也?吾偏激于此端,同时必有人偏激于彼端以矫我也,又有人焉执两端之中以折衷我者,互相倚,互相纠,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若相率为从容模棱之言,则举国之脑筋比静,而群治必以沉滞矣”。(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1903年)

可惜爱读古书的毛泽东在掌权后忘记了曾经感动过他的梁启超,却处处拜秦始皇为师;如果“反右运动”学的是“焚书坑儒”的话,拷贝郑国渠的成功,就成了他在农业上要施展一番时的首先选择了。

“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提倡"大搞群众运动",放弃了依靠专家和正规水利工程设计的正常做法,动员全国各地的数千万农民"大办水利工程"。完全忽视了水利工程严格的技术性要求和防止水旱灾害的科学论证和规划.不但劳民伤财,而且遗患累累. 华北三省的"引黄灌区工程"就是一个这样的典型例子.该工程动员了黄河下游几百万农民挖渠"引黄河水"灌溉农地,但由于当地干部不懂水利工程的基本常识,这个庞大的工程只有引水灌溉的功能,而没有排水功能,结果工程建成后地下水位迅速上升,华北平原3省几千万亩农田因而盐碱化,粮食大面积减产,农民们痛骂当地的干部.但这个严重后果已经造成,从此再也无法扭转了.”(见陈实《为什么中国至今水旱灾害无穷——简评50年来的中国水利工作》)

这一下可造了大孽,毛泽东和河南省第一书记吴芝圃的错误决策“使盐渍土面积由2800万亩增加到4800万亩,经过l0年的治理才得到恢复。例如河南省淄阳县因蓄水灌溉和发展航运,拦河梯级搭坝,壅高河道水位也抬高地下水位,县城内曾一度也要求船行走,沿岸涝碱为害,房屋倒溺,许多肥沃土地大幅度减产,甚至变为不毛之地。当时山东聊城至禹城的徒骇间塌了五道坝,河北省东风灌区的小漳河塌坝七道,黑龙港塌坝二十九道。在无排水条件下.大水漫灌,促使土壤积盐。山东的高唐、夏津本是富庶地区,素有金高唐、银夏律之称,可是在当时由于盐城危害,变成一片灰色荒野,生产力道受破坏,群众逃荒谋生,沿途所见,触目惊心。由于次生盐渍化的普通发生和迅速发展,群众对灌溉产生了顾虑,不少人有“宁叫旱死,不叫碱死”的想法。中共中央在1962年下令引黄停灌,经过总结经验教训,采取疏通排水,灌区配套等措施,才使情况逐渐好转。”(《土壤盐渍化》 王东 中国农业大学 06-02-20)

其近距离的一线报道,直到2008年1月才得以出版,《农民日报》原总编辑张广友的精心之作《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作者于1960年作为新华社记者参加中央国家机关组织的万名干部下放到重灾区农村,亲眼目睹了山东省惠民县农民深重的痛苦,亲身感受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在广大农村造成的后患,书中写到,“近两三年来(1960年),山东的自然灾害频繁,惠民地区更加严重,由于引黄河灌溉引进的黄河水排不出去,造成全地区土地盐碱化,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再加上在舒同(山东省第一书记)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大刮“五风”,反右倾搞浮夸,卖过头粮,全地区灾上加灾。去年以来不断发生粮荒,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些惨不忍睹的第一手资料在48年后的今天才得以发表出来。

本应是人民喉舌的媒体,通通被毛泽东垄断与手中,用于遮掩他所犯的弥天大错,假人民代表照例是没有一个作声,民主党派也装着没这回事,成千上万的上告信被拦截在基层,在1959年彭德怀事件后,所有的高官也不敢顶撞毛泽东了,最高层的对话和辩论都中断了,整个中国的信息核实系统在毛泽东的肆意玩弄下渐渐彻底地瘫痪了。随之而来的是恐怖的三年大饥荒。

1960年7月3日,毛泽东正在北戴河避暑,中南海北门外面发生了一个少有的抗议事件;湖南郴州鲤鱼江火力发电厂运煤车间21岁的女工刘桂阳,双手举着标语牌,上写着"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打倒毛主席!彭德怀万岁!"还叫值勤的卫兵过来看,卫兵很快就把她拎进北门拷上手铐。郴州地区中级法院判了她5年徒刑,刘少奇主席看了"口供笔录"后批字:"悲惨,湖南灾情还算轻的,别的省区呢?此件交会议简报组印发。又:全党干部要大与调查研究之风,会议之后,每位领导干部都应深入农村基层,去看看那里发生的事情。" 随后指示湖南省委无罪释放了女工刘桂阳。而中南海的秘书田家英却根本不敢将此事呈报给毛泽东。(参考铁流和黄峥的资料)

就这样,全国上上下下几亿人在信息不明的情况下,走向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以至于1960年春,四川荥经县凰仪公社发生了武装抢粮的事件。凰仪公社武装部长李文中,一家三口全死在路上,他看到路边、河边、山坡上,到处都是枯瘦如柴、皮包骨头的死人。实在忍不下去的情况下,他拿起了枪,率领公社部分武装民兵和勉强能走动的社员,持枪闯国库,开仓抢粮救灾民!虽然被判了20年。但他没有后悔!因为他觉得对得起自己做人的良心!他说:一个政府,最起码的事,是应该让人民吃饱饭!(《大饥荒之最:荥经惨案与“暴动抢粮”救民案》 京客 2008-03-31)
而此时,中国懂得治理盐碱地的仅有的几位科学家们早已被毛泽东的“反右运动” 关进了劳改农场,一个是在天津南郊区的板桥农场(《板桥春秋》刘维俊2007),一个是在甘肃的夹边沟劳教农场(《风雪夹边沟》 赵旭 2004 ),在那里,他们用科学的方法在贫瘠的盐碱地上奇迹般地种出了庄稼。

1961年,史学家邓拓在他的杂文集《燕山夜话》中,写了一篇《地下水和地上水》,通俗易懂地讲解了盐碱地的成因:“只能灌而不能排,甚至于既不能灌、又不能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水道没有水门汀等防止渗透的设备,地上水必然会漏到地里,逐渐同地下水连接起来。这样,地下水的水位就会很快上升,把地下土壤中所含的盐分,推到土地的表层,并且蒸发到地面,于是土地盐渍化的现象就产生了。任何肥沃的农田,一旦盐渍化,如果不赶紧采取措施加以治理,而任其发展,这块地板就算毁了。再要恢复地力,还得经过相当长期的努力。” 呵!这不是揭毛泽东的短处吗?于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首当其冲,与吴晗、廖沫沙一起被诬为“三家村”成员;1966年5月18日,作为中共北京市文教书记兼《前线》杂志主编、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的他,含冤自杀而死。

毛泽东参与的"引黄灌区工程"的错误决策,长期不为人们所知,连最近出版的黄河史和水利史上都没有清楚的记载。唯一的记录见于2003年作家任彦芳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P174-184。

由于牵扯到毛泽东的缘故,无人不晓的模范县长焦裕禄所治理的盐碱地何以产生对全国人民却一直是个谜,从中小学课本到有关的书籍电影都对此避而不谈。以至于,此后的几十年内,土地盐碱化的知识未随着焦裕禄的事迹广泛传播得到普及;我国现在盐渍土有9913万公顷,(约15亿亩,而中国的耕地是18亿亩)相当部分是不当灌溉造成的。

新疆耕地盐渍化面积约1800 万亩,占现有耕地面积约1/ 3 。
宁夏河套平原现有盐渍化耕地203.4万亩,占耕地面积的40%,内蒙河套平原灌区范围内盐渍地357.6万亩,占耕地面积的50%。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

作家李林樱2006出版的《啊,黄河….万里生态灾难大调查》一书,详细报道了全国最大的移民开发区红寺堡的土地盐碱化困境,(P80)这是进入21世纪后刚刚发生的生态决策失误:

“缺乏科学决策,国家花的钱不少(30亿).但农民真正收益的不多,....‘1236’工程也是这样.

以灌溉为例,....支渠、毛渠却不配套,有的质量很差,有的功能不全,有的根本就是"豆腐渣",跑,冒,滴,漏,浪费了大量水资源,给浇地带来了许多不便,常常引起纠纷.

特别令人不安的是,开发区土地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盐碱化现象,而且盐碱化的耕地还在继续扩大。在红寺堡和同心县相邻的西坡子村,经过几年的耕种后,已经有4000多亩耕地盐碱化,无法再耕种了!“

没有民办的媒体和出版社,没有民选的议员,没有法定反对党,没有活跃的民间社团(如农会),没有自由的学术界,没有各级行政长官选举的激烈辩论,许许多多该提的问题被压制了,人民的呼声听不见了,许多科学家的意见得不到充分的传播和重视,面对执政党垄断的“立法-司法-行政-媒体-出版-教育-学术-社团”的庞然大物,人民的活力被束缚住了,腐败官僚却有作手脚的宽阔空间,制造污染无人受罚,举报污染者却连连入狱,谎言没人来追究,空话套话大话占据了各个讲台,环保法律漏洞百出,机构重叠责任不明人称“九龙治水”;如果没有互联网起着象当年的自留地那样生死攸关的调节作用,真不知再有多少汉芯骗局、假虎照和奥美定祸害世人,也不知道再有多少东洲太石瓮安的怨情与怒火在暗中酝酿和等待喷发。

3 民主制度是一个高效信息核实系统

据说孙中山曾经感叹道:“有组织的民族数选票箱里的选票,无组织的民族数战场上的尸体。”

确实,现代民主国家用选票代替了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刀枪火炮,用每天的辩论和渐进的改革代替了积累起来的革命性能量的大爆发,选举总统或市长,象是4年一次的运动会,象是群众的嘉年华会,在独立司法机构和立法机构的制约下,在反对党、公民社团、民办媒体的联合监督下,其实无论谁当选,他们都无法不为选民尽力工作,更何况许多政策由于有立法的指导,为行政决策分担了大部分负担。

设想如果1957年中国就建立了民主政治制度(10项设置)的话会发生什么?百万右派就会纷纷加入了法定的反对党,被毛泽东压制的彭德怀就很可能成为它的领袖;当毛泽东要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冒失的水利工程时,秉承学术自由的专家就会在民办的媒体上指出毛泽东引黄灌溉计划的异想天开的荒谬之处,指出郑国渠的地质情况和华北平原三省地区的不同;反对党会就此对毛泽东的草率和鲁莽提出质疑,对工程实施的失败事例穷追不舍,对资金的浪费大做文章,进而嘲笑毛的秦始皇情结、乌托邦幻想和半瓶子醋的马克思主义,劝他改行去研究诗词和《红搂梦》,因为研究错了也不会伤害到人命….

毛泽东虽然会输给了彭德怀,但一想到不然的话会引发一次大饥荒,内心里还是感谢反对党对他的制约使他少犯一次大错误;再想到道家阴阳平衡的学说之伟大,说不定又写出几篇版权收入颇丰的哲学著作。彭德怀来当一次总统,毛泽东却成为真正的哲学家,亿万民众有幸免受一次浩劫,各方都是赢家,社会在有序的对抗中达到了和谐。

如果当时建立了(10项设置的)民主制度,毛澤東会受到以下制约:

1 媒体和出版业都是民办,使批评和质疑的声音畅通无阻.

2 议员都是民选的,行政部门的重要政策要先在议会里讨论通过才能生效.

3 有反对黨,在天天(为人民也为他们自己黨)挑执政黨的错.执政党会非常谨慎从事,远离可疑的计划.

4 科学家不会挨整,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被关进劳改营,他们的有关盐碱地的知识会被媒体所传播.被农民所了解,被反对黨所利用,被执政党所重视.

5 人民公社不会成立;在没有政治压力的情况下,大部分农民会继续单干.政府无法轻易地组织那么大的水利项目.除非得到充分的辩论和有了成功的试点.

6 农民会有自己的农会,会讨论是否执行政府的水利计划的建议.会拒绝任何可疑的方案.
7 民主国家的最高领袖,由于权力多受限制,他无法强迫一个农民一定要听他的话,否则会被告上司法獨立的法庭;所以,总统一般只管国防和外交,他不会滥用自己的权威去干涉农民怎么种地.另外如果农民因执行政府的错误计划而蒙受损失而通过法庭向政府索赔,这也足以使毛泽东有争议的“引黄灌溉工程”望而却步.

8 1958年那场灾难实在是毛澤東庸人自扰,他自以为是农业专家,又读了很多古代历史书籍,但他不知道区域不同地质条件不同,淤灌不当会引发或加重盐碱化,也不在计划实行前先广泛讨论一番听取人民的意见.可见毛澤東军事上是天才,宫廷的权术上非常精通,但在经济学民主政治学和科学上是一窍不通.他的这些缺陷只有在和反对黨公开辩论中才会暴露出来.这样一来自然会使他丢失不少选票.

惜哉!没想明白工业时代特点的毛泽东,违背了延安时作出的民主诺言,实际上使中国陷入了他自己布置的信息自杀的迷魂阵,把自己、夫人、同事和人民都赶上了绝路,他至今还要被迫躺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央日日受人们的责怪。

最近汉城大学的学者研究说毛泽东是韩国血统的人,从他那一条胡同走到黑的劲头来看,八成就是那么回事。

2008年3月1日星期六

[中国环境危机三定律]第八版

信息核实的需求是人类向民主演化的动


--- 介绍[中国环境危机三定律]第八版

Taodax 2008年3月1日

在试图证明[中国环境危机三定律]时,我意外地发现,自由民主理论的名著没有人提到“信息核实”这几个字,那么,难道民主制度的意义不在于它也提供了“信息核实”的这个重要功能了吗?是由于这个问题对于西方人是如此明显以致不值一提了? 还是作为“信息核实”这一行为的结果,“真理与真相(truth)”这个词已经包含了它,而“信息核实”是近些年才出现的新词汇?

果然,1859年约翰.密尔在《论自由》[第二章 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中这样论证言论自由的理由:

一,所试图用权威加以压制的那个意见可能是真确的;

二,他的意见不论怎样真确,若不时常经受充分的和无所畏惧的讨论,那么它虽得到主张也只是作为死的教条而不是作为活的真理;

三,有两种相互冲突的教义,不是此为真确彼为谬误,而是共同分有介于二者之间的真理;

四. 涉及真理时,除非其各有比例的各个方面,除非体现任何部分真理的每一意见,不仅都找到自己的辩护人,而且都得到被人倾听的辩护——除非这样,真理是没有机会的。

可见,约翰.密尔反复讲的如何求得真理,就是我们所研究的信息核实.西方人的舍命也要保卫的自由--“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组党和结社自由”--之目的就是要求得真理,而这个过程就是“核实信息” (数据,事实,观点,知识),因此可以说建立民主制度的目的就是求得真理,就是为了“信息核实”.英国的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来的很早,公开的辩论进行了200年多了,所以他们遭受的谎言和含混不清之害也就比较轻,而我们近百年来的历史充满了谜团和谎言,俗话说, “鞋紧只有脚知道.”我们穿着言论不自由的鞋,受过大跃进-大饥荒的旧谎言之祸,又受着奥美定太湖藻黑窑工假虎照的新谎言之害,中国人最知道,人类向民主制度演进的动力来自清理不明之处与谎言的需要,来自“信息核实”的需求.

马克思曾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阶级斗争,他的理论导致了苏联的失败试验;

亚当.斯密认为追求私利的个人, “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他的理论导致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里亚.格林菲尔德认为民族主义是推动世界发展的动力,她以此来解释世界各国的资本主义竞赛;

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科技的发展加上人人为了获得他人承认的渴望, 是整个人类历史向民主自由社会发展的动力.

哈耶克认为价格体系使人人分立的知识和信息得以交流,使社会不同成员的意图得以协调,形成了市场社会的自发秩序,其制度的法律和社会规范.

如果哈耶克认为分立的知识和信息导致了市场经济制度,那么我认为在公共领域中的核实信息的需求导致了民主政治制度---议会,法庭,竞选,民办媒体和出版社,民间社团,自由学术界和教育界,民意调查,….;不停地公开辩论,不倦地核实信息(数据,事实,观点,知识),使政府成为服务于人民的高效的工具.

2007年5月30日, 多年来湖泊污染治理的典范--太湖爆发了饮水危机,讨论中,我发现了 [中国环境危机三定律]第一版:

1 哪里人民没有真正的选票,哪里河水就必有窒息的臭味.

2 对政府和官办媒体的消息,人民需要有第三方来核实,更需要人民在网上提供真实消息.

3 没有民主制度作保障,花多少钱治理也是打水漂.

2007年7月英国杂志给了它一个英文名称--[Three laws of inertia for China Environment Crisis].我陆续在其中引入了“官僚层的惰性”,“民主制度的10项设置”, “高效的信息核实系统”和“信息(制度)环境”.形成了今天最新的[中国环境危机三定律]第八版:


定律1 专制制度产生封闭的信息制度环境,使虚假信息趋向增多.

定律2 专制制度产生政治僵化,使官僚层趋向腐败和惰性.

定律3 专制制度使人民治理环境与生态危机的努力失败,直奔崩溃.

只有以下民主制度的10项设置所形成的高效的信息核实系统才可挽救.

1 民选专职议员
2 独立的司法部门
3 民选行政长官
4 法定反对党
5 透明开放的政治程序
6 积极活跃的公民团体
7 自由的学术界
8 民办开放的媒体
9 大量的民意调查
10 中小学的公民课教育

1957-1960年,苏联发生了著名的梁赞事件,1957年赫鲁晓夫提出“在三、四年内苏联按人口平均计算将肉类、牛奶和黄油生产赶上美国”的口号。梁赞州委第一书记拉里奥诺夫,积极响应说:“要在1959年使梁赞地区的肉类产量比1958年多2.8倍,并且向国家交售多两倍的肉类。”为了达到这个不实际的目标,梁赞州政府不得不下令宰杀全部牲畜,包括奶牛和种畜.还派出到邻近各州抢购牲畜,引起邻州的恐慌;征收地方,并以肉类支付,害得百姓苦不堪言;而拉里奥诺夫却勉强达到预定目标,得了"列宁勋章".当骗局无法在第二年重演时,拉里奥诺夫开枪自杀了.

苏联的媒体当然都是官方办的,在拉里奥诺夫造假的过程中,州的报刊固然是不敢去得罪上司去揭露真相;但是,国家级的报刊如[真理报][消息报]为什么也没有任何的揭露报道呢? 当地的老百姓和干部也无处可以举报吗?还是有举报但是被什么人扣压下了?记得苏联小说[州委书记](?)里讲过有人上访举报领导而无结果的故事.这是多么可悲的信息环境啊!

戈尔巴乔夫也曾说过,当他作为政治局成员时,连他都被拒绝得到国家经济预算和花费的信息.而这些数据得不到他人的核实,谁能保证它是对的呢?有如此落后的信息制度环境,靠模仿西方技术推动的苏联经济在后期停滞不前自然不可避免.

苏联一直想要在物质生产和军事上赶超美国,却无知地长期滞留在原始的信息制度环境中.,把人民当作任意驱使的羊群. 最终在70年失败的试验后,结束于自动的崩溃.

1988年5月31日里根总统在莫斯科国立大学作了精彩的演说,其中提到了硅片所代表的信息革命,"我们正从产业革命的经济──被地球的自然资源所束缚和限制的经济──进入...一个新时代。".同时他还提到了自由,"但进步不是预先注定的。关键是自由──思想的自由,信息的自由,交流的自由。"

实际上他说的是以自由为代表的200年多前发生信息制度环境的革命,---宪政革命商业革命工业革命的总和,这个革命建立了催生工业时代到来的高效信息核实系统:核实帐目的会计和银行系统,核实各种是非纠纷的司法系统,核实财富的产权管理系统,核实公职人员言行的民主监督制度.整个的现代化过程都伴随着加快信息核实的需求,这是被历史学家们所忽略的东西:在权力和利益分配的现代化之外,在技术和工业的现代化之下,还有这个基于自由辩论的信息核实系统演进.

里根总统演讲中继续说:美国的 " 1000家地方电视台、8500家广播电台和1700家日报──每一家都是完全不受政府控制的独立私营企业──对这些候选人进行报导,轮番采访,把他们拽到一起辩论。"

我请大家注意里根总统强调的"辩论"二字,公开自由的辩论是美国强盛的秘诀.这是制度化的多层次的辩论体系.从议会到法庭,从竞选演讲到国会听证会,从电视节目到报刊书籍,从大学教室到公民集会,....真理和真相在辩论中才能彰显.在公共事务中,所有的公众人物都要必须接受民众反复的审视,一切模糊的问题都必须得到充分的讨论,一切疑惑之处都有人不懈地追查真相直到水落石出,这是监督权力使之达到良治的第一步.

100年来,中国人面对民主制度总是犹豫不决,总怀疑老百姓有值得重视的集体智慧.总相信精英统治,相信用专制制度来推进现代化.

为什么毛泽东建国初期的精英团队在大跃进之后从分裂到瓦解?为什么掌握了全国人力物力资源的毛泽东团队却遭受了三门峡工程的失败,引黄灌溉工程的失败,三年大饥荒的惨剧,人民公社的失败,….最后竟是由被饥饿所迫铤而走险的小岗村农民拉回到正路?20多年间,毛泽东把共产主义梦想被强加于10亿中国人民头上,任何的反对意见都遭到迫害和压制. 采用的是比秦始皇时代还严厉的专制的信息制度环境.和苏联犯了同样的错误,不改革也同样会陷入困境.原因是统治者在一心追求权力和利益时,忽视了人民的智慧.忽视了高效的信息核实对工业时代的意义和途径.

自由民主制度提供了现代社会正常运转所必需的信息核实系统.这就是本文标题所指的文明演化历史的秘密,近300年来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国家奋力争先地或身不由己地向自由民主制度转化.

用"自由"二字有过多的联想,用"透明"二字过于简单,用"制度化的多层次的辩论体系"有嫌饶口,而现代信息(制度)环境可能比较合适.

互联网属于现代信息技术环境,制度化的辩论属于现代信息制度环境,二者共同构成现代信息环境.

有了它,大跃进-大饥荒就可以避免,十年文革动乱也不会发生,SARS,艾滋血祸,太湖臭水,雪灾重创,汉芯骗局,影子工程,警力排污,黑窑奴工,矿难不止,坑农骗局,假医假药,金融黑洞,买官卖官,假虎照,奥美定,郑筱萸,禽流感猪蓝耳病,...一切谎言文化的丑恶产物都必将在中国永无立足之地.

环境崩溃也讲硬道理---新一轮改革动力之谜

环境崩溃也讲硬道理---新一轮改革动力之谜

Taodax 08-02-25

让我们从虎照的谜底为什么揭不开说起2000年前赵高指鹿为马给后代留下的是一个强人蛮不讲理自取灭亡的故事;1841年鸦片战争中,靖逆将军奕山在广州战败后,竟向道光皇帝谎报“战功”,使今天的读者对清朝腐朽的程度仍感到震惊;1958年大跃进中的"亩产万斤粮"和"超英赶美"招来了其后的三年大饥荒,令人们觉得愚蠢得不可思议;但屹立在中国人面前135天的假虎照呢?它又是在嘲笑谁呢?它使你感到的是愤怒还是惊奇?它在揭示统治者的集体智力中缺失了什么吗?还是挑战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呢?人民怎么说?除了少数网民在吵吵闹闹,大多数人民在沉默中看着热闹,在私下聊天时嘲笑着,人民对政府的行为早已麻木,抱着你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的态度,没时间和兴趣考虑当权者的麻烦事.为什么有了"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是高层发出的要改变现状的信号吗?确实是,但这并不是老百姓在要求改革,他们早已心灰意冷任嘛不信,看到城门外立起跟木头也没有去抗起来领赏;这次,是生态环境危机在逼着他们进一步发起改革.近年来,在人民的眼皮下,江河湖海的治理,沙漠化的治理,地下水超采的治理,空气污染的治理....都象假虎照一样,眼睛大大的瞪着你却毫无动静,而生态环境却在继续恶化,使人民的资金打水漂,使宝贵的机会丧失,使人民的努力和期待落空,适得其反地让污染的环境威胁每一个人的生存.掌权的和无权的,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不积极地正确对应,就可能一起翻船,---这就是新一轮改革的动力之谜.我的[中国环境危机三定律]已经预示了这个前景.如果只是貪污老百姓几个钱,哪怕是许多钱,人民都可以忍受分担这个损失,象以往做过的一样;但环境崩溃,却无法忍受,象整个城市自来水发臭或污染,癌症,血铅中毒,畸形儿,输血传染艾滋病,环境污染引起的疾病爆发性增长....会使人们失去理智.政府已经知道这个可怕的现实和趋势.和"发展是硬道理"一样,环境崩溃的危机也讲"硬道理",它不怕你糊弄,你越糊弄,它发展越快.那么,什么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它能给环境治理带来希望吗?说实在的,据我的研究,它还需要人们努力才能达到真正的认识.认识什么?认识现代社会正常运转所必需的"高效的信息核实"功能.这次虎照事件正好给中央一个机会,用它来向人民展示:某些官员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制度性政治僵化又到了什么程度,媒体和网民的监督比政府自我监督的效率高多少倍.人民普遍的自觉公民行动才是社会健康运转的有效保证.目前,不要指望政府会自动履行为人民服务的职责.即使中南海也需要人民自发的协助才能治理象镇坪县林业局这类的官员违法行为;4个月过去了,市政府,省政府,国家林业局,各级政协和人大,不是都在袖手旁观吗?中南海故意让它自行发展,在看政府僵化症已经瘫痪到了哪一级?人民,特别作为其中最敏感一群的网民,要仔细读出其中的重要信息.是的,本文开头列举的几件故事连同数其它不清的历史记载,都揭示着一个道理,专制的统治虽然不允许别人来挑战其独霸的地位,但他们制造的谎言却经常是致命的.专制制度由于排除了人民的参与,(除了参与科举考试,) 官民关系变成了牧羊人与羊群的关系;老百姓只知道吃草挤奶,受苦受难时指望有清官来帮助.统治者故意麻痹了人民,就是切断了统治者自己的感觉神经,让大家都生活在幻觉中,灾难来了都不知道.皇帝,如果还不是昏君的,也希望众臣忠心耿耿尽职尽责,以保天下太平江山永固.设立御史纠弹百官,本是聪明的制度,但权力的腐败力量是如此之大,在人治而不是法治的环境下,最终流于虚设.结果一个个皇朝都被起义者推翻取代了.直到我们(我们100年前的先辈),看到了自由民主制度在西方兴起,科技工商的发达,炮利船坚的咄咄逼人,扩张征服的雄心,法治和民权的盛行,人民办报结社非常活跃....但是,在眼花缭乱的匆匆模仿之中,中国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样重要的制度:复杂高速运转的工业化社会所必需的,多层次高效率的信息核实系统---独立司法,选举和议会制度.通过各级的议会辩论,民意代表的竞选辩论, 行政长官的竞选辩论,听证会的陈述和回答,法庭辩论和听证会,民办媒体聚焦的新闻发布会,媒体报道,校园辩论会,自由的学术研讨会,民间组织的演讲会, 议会辩论,竞选辩论,听证会,法庭辩论,民办媒体聚焦的新闻发布会,书籍出版,民意调查,校园辩论会,自由的学术研讨会,民间组织的演讲会座谈会,民办媒体(报刊,出版社,电台电视台,制片厂发行公司)对民选公职人员的追踪,对社会丑闻和弊端的追查,人民的集会和示威游行,频繁的民意调查......这一切让人民的智慧通过[宪法]第35条中保证过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真正落实而迸发出来,使政府在人民的监督下澄清事实、核对数据、辩明思想、修正政策而达到良治.以下通行的现代民主制度的10项设置提供了可以高效核实信息的现代信息制度环境1 民选专职议员2 独立的司法部门3 民选行政长官4 法定反对党5 透明开放的政治程序6 积极活跃的公民团体7 自由的学术界8 民办开放的媒体9 大量的民意调查10 中小学的公民课教育其主要功能是核实信息,制约官员滥用权力;若以此来定义民主制度,可以避免各种冒牌民主的干扰.没有准确的信息,就不可能有有效的行动.民主制度象个强壮的大汉, 民办媒体是他的耳目与喉舌,公开的辩论是他说理的语言,反对党是他不停质疑的灵魂, 民间社团是他得以活跃的肌肉,积极参与公众事务的公民是使他永远活力无比的血液,人民的选举就是他的免疫力,有此才可保证他的大脑—政府—处于清醒状态. 60年来,由于没有法定反对党替人民向执政者高声发问,无数的谎言涌上了人间,人人都迷失在巨大的信息迷宫里.高官有高级的谎言:从大跃进到大寨再到GDP增长, 从三门峡工程到引黄灌溉工程;中官有中级的谎言:从到亩产万斤粮到模范种粮大户,从影子工程,假渗灌工程, 粮仓骗局,到奥美定,汉芯和虎照,从淮河太湖污染治理,到植树造林治理沙漠;小民则制造假牛肉纸包子苏丹红孔雀石绿大头娃奶粉,假文凭,假车票和假币…. 谎言渗透了教育和媒体,弥漫在生活中. 岂止是老百姓,就是高官也被虚假的信息所包围,用新的谎言掩盖旧的,谎言常常转了一圈又使最初的制造者也搞昏了头,最终是人人成为受害者.当苏联无可奈何地解体时,它所依据的谎言基础再也支撑不住它那庞大笨拙的帝国身躯了,它的黑风暴和白风暴证明了其制度的无能,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事件使它的信誉彻底地破产了.东欧集团也随之解散转轨了,历史的真伪正邪大决战在无声的对峙中决出了胜负.历史显现了它朦胧的终结面貌—全球自由民主国家的大家庭.前边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的滚滚历史潮流,后边是毁你没商量的生态环境危机; 足陷谎言的泥潭,身负陈旧专制制度的重压,中国再次处在民主还是专制的十字路口上.只是这次留下的可供犹豫的时间不多了,虚情假意来周旋的余地没有了,要民主改革还是要环境大崩溃,这就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仅剩的选择.

2007年6月4日星期一

[中国环境危机三定律]的重要意义


Taodax 2007-06-03 于深圳 [曾用笔名:关注水危机]


我对环境和生态问题与民主制度的关系追踪已经多年,终于发现了社会认识水平低下的症结所在.


[中国环境危机三定律]的独特意义在哪里呢?


据我观察,对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成因,学者们一直有一种国内少见的重要见解--政治制度落后是主要的根源.国内有胡星斗,潘乐,戴晴,国外有何清莲,郑义,王维洛,刘宾雁,刘晓波,余杰,...很多作家都作出了透彻分析.但由于环境和生态的话题太广泛了,别人引用他们的观点时就难以简练的表达其主要论点,因为他们的言论被淹没在媒体的大量"废话的噪音"中.一般读者很难听到他们的精辟论点,因此人们对他们的这类观点会感到陌生.


460年前,从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1543年出版《天体运行》开始,人们开始知道月亮地球和太阳之间绕行,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1609年发表《新天文学》中提出了他的行星运动定律。,....但直到牛顿1687年7月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提出了著名的运动三定律,揭示了天地间万物的运动规律,奠定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知识基础.


牛顿的伟大思想,简化了世界运行的模型;我们今天大至"神五神六""嫦娥工程",小到羽毛球乒乓球比赛,要取得好成绩都依赖这些伟大的思想(工具).


所以,成功的行动离不开正确的思想. 同样,今天的学者记者官员百姓谈到中国的环境和生态问题时,就会有些人"天花乱坠",有些人会"晕头转向".大部分人只是断断续续接收到此类信息的.很少有人(象上述那些中国学者那样)听到问题的深刻剖析,因为这里有个禁区,--学者记者官员百姓都习以为常地回避的政治话题.


在环境和生态急速恶化(滑向崩溃)的过程中,要响雷般地提醒麻木已久的人们,还要形成有效的巨大合力,才可望从危机中挽救我们自己,于是就需要极强有力的思想和概念.


把老百姓的大白话(大众语言版)说成是"三大定律",很多人会不服气也不重视:


1 哪里人民没有真正的选票,哪里河水就必有窒息的臭味.

2 对政府和官办媒体的消息,人民需要有第三方来核实,更需要人民在网上提供真实消息.
3 没有民主制度作保障,花多少钱治理也是打水漂.


但当它变成学术语言版时,就有些庄严感了:


1 哪里人民没有真正的选票,哪里就必有环境和生态危机

2 没有民办媒体,民选议员和法定反对党,就没有可靠的信息.

3 没有民主制度作保障,老百姓就要永远遭殃.


注:全套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包括:


1 法定反对党

2 独立的司法部门

3 民办开放的媒体

4 民选专职议员

5 民选行政长官

6 自由的学术界

7 积极活跃的公民团体NGO

8 透明开放的政治程序

9 大量的民意调查

10 中小学的公民课教育


首先,它的确是经得起检验的规律,而且不立为定律,无法广为传播,不足以产生强大的思想动力来形成正确的社会行动.


把第2条定律凸显出来;

把民主10项设置列为第3条定律的注释中;

把它们上升为"社会学-政治学-生态学定律"---这是我的独特贡献.


我的主要工作已经完成了,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报道它了.


现在让它接受时间的考验吧.


如今国人个个都以生活而奔波,精心照料各自的亲情和友情的小圈子.公共事务,如环境,生态,民主等问题就依次远离了人们的视线.怎么看这种现象?

以家庭为生活的中心,原是中国的传统.

古代[诗经]里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老子说“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明代张凤翼:“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 .....老百姓只希望自己管自己的事,谁也别干涉谁.这大概是温和的中国人从渔猎采集社会时起形成的心理状态.到农业社会后,给国王或皇上交税后仍是自由自在的.

孙中山曾经哀叹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毛泽东时代则用国家组织的强力使人们都失去了自我.之后的经济改革又使人恢复到沙粒般的"原子化".看历史的大摇大摆,非常有趣.

百姓渐渐不关心公共事务后会有什么结局?

中国环境和生态危机是公共事物失序的现象之一.未知的潜在的危险很大.

专制制度无法抑制"欺上瞒下"的官僚

其越来越严重的症结在于没有解决"谁来负责?谁来监督?"两个问题.

如果人民代表是假选举,行政长官是不选举.一层层的机构只对上级负责,那就如同古代层层向上对皇上负责一样.新的皇朝建立后,时间不久官僚系统就开始出现腐败,欺上瞒下的招术发展渐渐成为复杂的"艺术".最后使皇上失去控制.御史制度以少数官僚监督其它官僚,也证明是不够的.

毛泽东开创新朝代时,必定很想努力防范这种"其兴也勃,其衰也忽”的"王朝兴亡周期率",面临过用"民主"还是用"社会主义专政"的抉择.

可惜的是,选择的是后者,用革命热情代替物质追求,用阶级斗争代替民主选举,以毛泽东思想代替法律.本意想利用国家强力来快速推进现代化,甚至最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结果却欲速不达: "反右运动"大跃进"导致了"三年大饥荒",以此有引发10年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试验彻底失败了,还使整个国民的士气和道德惨遭破坏.表现在不相信不遵守规则,大家都想见缝插针地绕行.现在得到最普遍遵守的可能是交通规则,因为不遵守要出车祸.

最可惜的是,尽管[宪法]规定有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但不知什么原因被架空了,法律的细节完全封杀了这些自由.大家似乎也不以为怪.是思想问题?语言问题?逻辑问题?还有待将来慢慢研究.所有的媒体出版社都被官方垄断着,成为官方的"喉舌"--说白了,就是隐恶扬善报喜不报优的粉饰工具.

立法,司法,教育,媒体,出版,行政都是执政党的一统天下,在系统内部自己监管自己.惰性大得出人意料.

制度酝酿大量假消息

老百姓不满时缺乏表达的渠道,更麻烦的是,人们无法了解社会运转的真相.当面对真假混杂的信息时,你不知道找谁去核实它.尤其是当它带着官方标记时.

在这个奇怪的体系下,官民两方都受到大量不实信息的坑害.官方是常因此遭遇运转不灵,而老百姓则是身受其害.比如:"三年大饥荒"时,毛泽东是惨遭失败,老百姓是饿坏了肚皮.今天的无锡水危机,官方失职丢了大脸,(受什么惩罚目前还很难预测),老百姓是饮水紧张.


没有第三力量去核实,去对假消息起制约作用,沙粒般的民众,欺上瞒下的官僚主义层,熬夜的总理,都被大量的模糊混乱虚假的信息所淹没.

是否知道"系统内部的自我监督-纠正机制"是失灵的?首先是信息的失灵,和古代的情况差不多,只是现代生活变得千百倍的复杂快速多变了.老牛破车被拽上了火车道,跑不了多远就要散架.

为什么一个经过反复证明的错误的落后的体系却得不到及时改进?

人们是否知道制度设计上哪里出了错?

由于言论不自由,导致假消息充斥,制度出了错人们还长久不自知.更谈不上纠正错误了.

这是院士专家不敢谈的环境和生态恶化的根本原因.

常听说国人素质太低,还不够资格实践民主.怎么看这种说法?


就拿这次无锡水危机事件来说,1984年就成立了太湖流域管理局,任务之一就是:"负责水质监测工作,对水污染防治进行监督管理;",可是至今也没听到他们对失职的解释和道歉.无论是流域管理局还是市长还是自来水公司,事先都没有对无锡人民发出警告,还是网民(从4月份)开始报告自来水发臭的消息.


比比看,是谁的素质低呢?


老百姓虽然现在无法象世界上多数国家的人民那样,投票选举或罢免自己的省长市长区长,可这些行政长官至少也要有些良心啊,失职了,决策失误了,行政失误了,让老百姓因此而受苦,至少要道歉,要辞职,给执政党挣回点面子,做人要讲起码的道德.


看看我们对岸的台湾,连官员的发票不清楚这么点儿小事都逃不过人民.媒体和议会的追击.还要送上法庭辩明是否清白.台湾的人民和大陆百姓相比,文化上知识上有多大差别呢?


可是大陆的行政长官却总是躲在幕后操作,谁作的决策也不公开,没有媒体的追踪和诘难,没有听政会上的质询和辩论,没有人民的选票的督促,失职也不用担心受惩罚,郑筱臾把医药市场搞乱了那么多年,也没人监督他,倒是一两为老百姓多年单枪匹马地追踪可疑的线索......正好应了那句名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结果就是老百姓没有放心的干净水喝,没有放心的药用.


所以[环境三定律]第1条,就指出这个重要的缺失及其可悲的后果.


当年抗日战争的时候,在华北地区的某些解放区,不识字的农民用在候选人背后的碗里放碗豆的方法,都可以顺利实行民主选举,70年后的今天,反而还不如从前吗?执政党的犹豫,知识界的忍耐,人民的无奈,污染不停地攻克一个个村庄和城市,艾滋血祸也在暗中蔓延,.....使人担心谁将是下一个牺牲品.....


为了有效的应战这空前的"环境-生态-腐败"三重危机,是不是应该有这个独特的[环境危机三定律]来点燃在人民中蕴藏着的创造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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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危机三定律]


1 哪里人民没有真正的选票,哪里就必有环境和生态危机

2 没有民办媒体,民选议员和法定反对党,就没有可靠的信息.

3 没有民主制度作保障,老百姓就要永远遭殃.


注:全套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包括:


1 法定反对党

2 独立的司法部门

3 民办开放的媒体

4 民选专职议员

5 民选行政长官

6 自由的学术界

7 积极活跃的公民团体NGO

8 透明开放的政治程序

9 大量的民意调查

10 中小学的公民课教育

2007年6月1日星期五

中国经济学家漏算三大成本引发不良后果

中国经济学家漏算三大成本引发不良后果

07-04-24

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学家在为国家决策提供咨询的过程中漏算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民健康受损的三大成本,引起了一连串的不良社会反应,不仅导致延续了数千年的中华文明陷入了空前的物质基础危机,还加剧了资源紧张、环境恶化,健康医疗成本无着落、官民关系畸形、媒体可信度降低等诸多社会不和谐因素,后果十分严重,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由于中国经济学家的三大项成本漏算,国家建设预算中总显示GDP在平稳增长,而实际上被隐藏了成本就年复一年一笔笔地累积留给后代,直到发现不治理就活不下去为止;而到想治理时花费往往超出预想,(如淮河污染治理10多年600亿打了水漂),部分是低估了对自然的伤害程度,部分是高估了技术的力量,更可怕的是那些吞噬公共开支的腐败黑洞!

在没有民主政治制度制约的60年中,腐败早已不可救药地扩散了,以至近年来出现了中南海政令不通,老百姓束手无策的艰难困境,使危机达到空前的程度.

漏算成本导致法律漏洞,又进一步加大了管理漏洞;粉饰成瘾的媒体掩盖了问题的严重性;缺少环保组织和法律的工具使人民陷于麻木和无力;没有专职的民意代表使政府的错误无法及时纠正;没有法定的反对党,谁来每天为人民监督执政党的工作并清除其腐败因素?

没有民选专制议员制定好的法律指导政府和监督政府的运行,没有民办媒体作人民的耳目和喉舌,没有法定反对党替人民奔走呼号反应民情,面对环境日益恶化,人民只得大眼蹬小眼束手无策.没有现代民主政治制度来动员全体民众的参与和监督,就不会有健康的详和生活.

没有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做基础,一切希望都只是幻想,呼吁只是空喊,当官的总是振振有词,负责干部总是在着“怒斥”别人,检察机构是越来越多,计划只是"画饼充饥",花钱总是“打水漂”,媒体总是粉饰和吹嘘,“人民代表”总在沉默,专家总会出来“打圆场”,统计数字谁也无法核实,媒体主调总是"安定祥和天天有,日子越来越红火",最后,先受害再卖单还是老百姓. 可以预见的是:在制度落后而千疮百孔的社会中,天灾与人祸的袭击就会越来越频繁和剧烈.

读者读到这里不禁要问:这些不都是落后的政治制度带来的问题吗?或者,也许这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应该解决的问题?按世界通用的经济学来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家有什么责任?

在产权界定得很清楚的现代化民主法治国家里,经济活动引发的环境问题是通过由受害者或环保社团向环境破坏者提出诉讼和索赔来解决,现代文明社会的多种制度协同对经济活动主体造成的环境负面作用形成了制约的机制;但是中国的土地河流都是国家或集体所有,政府不受人民的控制;因此在实际上,当开发生产活动对环境、生态和人民健康造成了伤害时,目前的制度和法律都无助于对施害者提出法律的追究和索赔; 而各地政府的公共政策是否明智也由于缺少透明的信息和对立的辩论而常常使官民各方有隔物看花之感;于是,此时经济学家就有责任对来自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加以修正,以使这三大成本能如实地反映在对经济活动的描述中,以供政府决策和人民监督时参考.

在目前我们这个以经济发展为万事之首要的国家里,知识界的经济学家们享有最多的话语权;既然引进了西方的经济学来为决策提供咨询和解释,那么在经济运行的法律和政治条件发生了变化时,就应该研究清楚当缺少民主政治制度时在环境、生态和健康问题上会发生什么经济学意义的偏差.这样, 大家就可以对于政府的政策有无偏差一目了然了.

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总爱跟风跑?上一次中国经济学家集体出错是在50年代-70年代,否定市场经济原理,配合毛泽东在斯大林式的经济实践中逐渐抛弃自由经济因素,而对这些因素的根源和作用,早在2000年前伟大的司马迁就深刻阐述过,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人之趋利,若水之就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


愚蠢的毛泽东异想天开地要否定人性逆人性而动甚至改造人性,缩减最基本人权,推行国有制计划经济,在20年的乌托邦狂热试验中把中国经济推到了濒于崩溃的边缘,对中华文明的精神和物质基础造成了毁灭性的损害,贻祸至今.

在那个黑暗的时期,除了少数几位经济学家坚持了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其余的都在空前的文化浩劫中全军覆没.改革后的今天, 经济学家们又在过时的社会制度下硬套市场经济理论,在三大成本问题上采取驼鸟态度,加速了中国环境和健康状况的恶化,经济学家自甘沦落为御用经济学的投机态度再次让人们对经济的未来感到不寒而栗.

生态自杀的歧途由道德的迷失而始

经济发展走上生态自杀的歧途,是从一件件对环境和健康伤害的具体事例开始逐渐累积起来的;对少数人利益的忽略扩展到了对全体的威胁,使大家都一步步陷入污流滚滚浊气弥漫秩序混乱道德败坏的可悲处境;一路走来,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负面的力量在起作用:制度的落后与荒谬,思想的软弱与误用,社会功能的缺失与紊乱,...但究其根源可能在于“正心”的不足. [孔子:“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1949年以后宗教在中国衰落的必然结果.

道德是件来自人民的奇妙事物,(政府的)强力可以破坏它但对它的生长也往往无能为力,我们都看到了"学雷锋"等运动的例子.毛泽东治下的20多年黑暗时期把中国的传统道德体系几乎彻底摧毁了,使经济和文化都陷于混乱和趋于崩溃.

善恶之辨的道德比环境和生态更捉摸不定而难以量化记入指数,但它确实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每一件事情,决定着每一个国家的命运,如苏联及东欧集团,米洛舍维奇的南斯拉夫,萨达姆的伊拉克,…中国媒体很少报道的是:独裁制度的失败实际是源于其道德上的失败,在于它的伦理基础不能得到人民的认可, 人民或者消极地拒绝与恶和黑暗势力合作,或者积极地为实现正义而与之战斗.

国家的未来命运取决于人民道德的进化程度.